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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诗歌的守望者——读吴思敬《中国当代诗人论》“毕业”

2020/03/27 来源:日喀则信息港

导读

复旦大学教授、评论家汪涌豪直言,有些诗人的作品大部分是“口语叙事”,“没有生活经验,或是滥用经验;没有生命记忆,或是冒充了生命记忆,情感比较

复旦大学教授、评论家汪涌豪直言,有些诗人的作品大部分是“口语叙事”,“没有生活经验,或是滥用经验;没有生命记忆,或是冒充了生命记忆,情感比较淡薄,有的沦为文字的游戏。”

曾经“边沿”“小众”的诗歌,如今正不断升温——古典诗词图书、中外经典诗歌集成出版市场热门领域,各类诗歌节在中国多个城市陆续亮相,“睡前读诗”“为你读诗”等公众号给诗歌传播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……诗歌创作热的当下,有评论家观察到,当下一些新诗过于“口语化”,面临语言和情感的双重缺失,少了锤炼和打磨,看上去更像简单乏味的流水账。


诗歌一旦沦为“文字游戏”,谈何唤醒情感


日前,“作为诗学的记忆与情势——中国作家批评家第五届高峰论坛”举行,由上海市作家协会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主办,全国40余名诗人和评论家齐聚上海。有声音认为,当代诗歌起到的作用,并不是将各种流行元素拼贴组合,而要引导读者的记忆在语言作用下穿过表面,取得更深入的认识。


复旦大学教授、评论家汪涌豪直言,有些诗人的作品大部分是“口语叙事”,“没有生活经验,或是滥用经验;没有生命记忆,或是冒充了生命记忆,情感比较淡薄,有的沦为文字的游戏。”


他以莫言组诗《七星曜我》为例,认为“没几句算得上是诗”——“全部就是写莫言和七个文学奖得主的交往,比如写奈保尔的几句‘他的太太说他的腰不好/男人的腰不好确切是个问题/固然女人的腰不好也是个问题’……这是诗吗?打死我都不承认,不仅不是诗,还充满着恶趣味,我很不喜欢他的粗俗。”汪涌豪认为,诗歌之所以吸引人,在于诗是语言最精致化的出现,“诗是文学当中的文学,它当然是贵族,是精英,无需接地气。像几十年前还有那种赞美开山炸石、腰圆膀粗姑娘的打油诗,什么‘远看大姑娘,近看姑娘大,果然大姑娘,果然姑娘大’,能算诗歌吗?”


除形式上的语言铸造,诗歌内在的灵魂厚度也是许多人热议的。诗人、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谈到,相较于小说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、对故事情节的描写,诗歌这1文体,更多是唤醒我们的情感。“诗歌飘荡在空气中,捉摸不定。如何重新打捞、激活丧失的情感,给漂浮不定的情绪赋予一种形状,或是适合的容器,是诗人最艰巨的工作。”


他有一个观点,写诗应是记忆的尖叫和回想时的心跳——“尖叫”对应着我们曾经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,而“心跳”对应着对当下生活的感知力。“现在的问题是,很多诗歌里的好奇心和心跳声在不断消失。写作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热忱,诗歌不能发出召唤之音,那将是非常可悲的。”


在诗人欧阳江河看来,任何一个有出息的诗人,都会处理声音,这种声音不光是诗句在节奏上的音乐性,还有对异质性的洞察捕捉。“长时间以来,有人误认为诗歌的声音就是所谓固化的音部、音律等,这只是一部分,诗歌的声音比这个广阔很多,它不是那种平庸的重复表达,还有对独特自我的凸显。”


忠于记忆还是颠覆记忆?这是个问题


《中西诗歌》杂志主编、70后诗人黄礼孩有感而发:记忆开启了诗歌写作之路,写诗很大程度是为了复活记忆。比如,作家余华曾说,他之所以写作,是由于看到雪莱一句诗——死亡是一个冰冷的夜晚,这句诗让余华回忆起童年在殡仪馆生活的一段岁月;普鲁斯特《追思似水年华》、丘吉尔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、纳博科夫《说吧,记忆》等著作无不在建造记忆的王国;俄罗斯作家利季娅干脆写了1本《捍卫记忆》,用写作捍卫人类的公共记忆,保存生活最真实的样貌。


但也有诗人提出了不同看法。比如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臧棣认为,新诗常常遭受的一个挑战是“人们记不住”,乃至有人觉得如果诗歌不能被广泛记住,那末在大众场域里“表达基本是无效的”,“这无疑将公共记忆作为衡量1首诗歌好坏的标准尺度,但果真如此吗?”臧棣为新诗“辩解”道,很多诗歌的优异之处,恰恰在于对记忆的疏离,乃至是刻意摈弃。“在抒情的方式上,现代诗是反记忆的。这种特点反应着一种更深邃的审美信心:以往被归结为记忆的诗歌情感或文学经验,都不再是现代诗的表达对象。”


黄礼孩写过一首诗《童年是块糖》,把小时候受饿的经验倾注其中,“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,也可以说代表了贫困年代里许多儿童渴望得到糖的公共记忆,甜蜜中夹杂着苦涩。但最少一个诗人处理个人记忆时,能够在审美层面得到更多读者的情感回应,这是很重要的。”他谈到,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曾写过1首诗歌《尝试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》,写在“911”事件之前,但“911”发生以后,这首诗给心灵遭到创伤的人们带来莫大安慰,美国许多家庭的冰箱上都贴了诗句。


由此他想到,一个优秀的诗人在处理问题、处理诗歌经验的时候,常常不只是处理当下的,也在处理未来。“这给我们带来启示,诗人在梳理公共情感、公共空间时,一定要把个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释放出来,有时记忆存在偏离和欺骗性,因此写作就成为对谎言的揭露。”也就是说,忠实于记忆是一个作家的伦理,但与此同时,也有不少伟大诗作都来自于对记忆的质疑和颠覆。


在臧棣看来,现代诗歌最重要的工作,恰恰是对以公共记忆为基础的情感或内容的一种消解,更重要的是展现个体生命体验的特殊性。“不可否认,现代诗中仍有相当多好诗是非常容易进入大众记忆的,比如,叶芝、洛尔加、佛罗斯特的诗歌等,但总体而言,在现代的抒怀表达中,情势和经验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比如,诗的意图更倾向于视觉效果,它包含着对古典意义上诗的声音模式的激烈抵抗,更强调个性化色彩。”


“进入人类语言叙述领域的记忆,都已不是记忆本身,更多是我们在寻觅一种对世界的解释。”诗人孙文波说,从这个层面来讲,不能将当代诗歌简单理解为把经历、经验中的事物从消失的时间中打捞出来,而是对纷纷记忆的重新组合提炼,要建立语言的秩序。


(编辑:王怡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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